Bangladeshi women take part in a rally in Dhaka to campaign for women's rights. Demotix/Shafiqul Alam. All rights reserved.

2010年，乔治·索罗斯决定为建立建区域人权观察中心（Human Rights Watch）提供资金，这表明人们普遍认为: 发展中国家中那些正经历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将要在人权方面承担更多的职责 。但是，如果索罗斯付钱帮助他们，如果位于纽约的内政部对这些观察中心盯得很紧，那么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呢？这目前尚不可知。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的积极分子和自由国家会坚持推动那些发展中国家保持对自由民主事业的参与性。如果没有这些推动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懈怠或走回头路。但即便是有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反应也会截然不同，有的会热情拥抱，有的则会出尔反尔。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民众渴望得到人权保障 ，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并且遭受剥削。一些被剥夺权力的人、少数族裔、女性和受压迫阶级不习惯听到“他们应该在社会中充分表达自己意愿”这个观点。因为他们被一种观念所奴役，认为最有权势、最成功的社会阶层所表达的普遍看法能够反映他们的情况。前些年，这些人被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其原因是一样的：基督徒说“我不需要绑住自己的双脚，哈利路亚！” 另一些人则急不可耐地发表人权言论，因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北半球的那些人权组织也不得不优先考虑大赞助人的利益。在南半球的某些国家，其外部的经济机会非常有限，那些缺乏政治权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组织起自己的“民间团体”，也就是非政府组织。

即使有充足的资金，这些组织也往往缺乏在社会中有效履行职责的能力。他们做事带有主观感情色彩，常常是被赞助、宗教信仰、种族划分，以及族裔因素牵着鼻子走。这造成他们很难与社会基层民众建立联系，而只能通过那些赞助人，或者对某一特定群体的保护来发挥作用。这两种做法与“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和“普世权力”原则是相左的。因此，“民间组织”希望能够以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解读人权 ，为他们服务，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举个例子，对于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有时用“责任”来解释“权力”更容易让他们理解。有时候对权力的解读十分顺利，比如塞内加尔的苏菲派用他们自己的逻辑解释女性生殖器切割为什么是错误做法时。 但更多的时候，人们在对“人权”的解读过程中丢失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在埃及，莫尔西在推翻穆巴拉克独裁统治的“民权与法律对话”运动大背景下赢得了政权。这个政权在国际和国内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其公平选举，同时也是因为其主张优于被推翻的独裁政府。但是这个国家中的伊斯兰保守势力拒绝宗教言论自由，挑拨教徒与基督教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并要求立法通过严格的宗教测试。为了在各方的反对下强行推动一项宪法的通过，莫尔西政府采用了强制措施，而不是通过正当程序。

这种情况在新兴国家的重组政府中并不鲜见。他们将权力凌驾于人权之上。甚至在土耳其这个有着长期民权运动历史的国家也一样，其政府利用法院来封堵和限制记者的言论及人身自由。

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经济权力 ，而不是民主权力。人权观察中心的创始人Aryeh Neier在他最近的一本讲述人权历史的书 中提出这样的看法：经济权力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权，而只是一种冲淡了人权意义的政策需求。

即使那些贫困国家中最敬业的非政府组织想法也不同。 Shareen Hertel 在她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的“后门”策略。这些组织需要通过“人权观察中心”来大力宣传他们的活动，但是在当地的行动中，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经济观点替代了纽约的民权和政治语言。她同时还记述了孟加拉非政府组织试图阻止国际社会要求关闭童工商店的努力。他们更愿意保持现状，主张调整，而不是取缔。

虽然发达国家的这些分歧可能不会影响人权的改善，但是这种以“经济为主”的方式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尽管中国缺乏人权，尽管发生了天安门镇压事件，但是邓小平解决了很多人的贫困问题，并且大大减少了童工的数量，在这方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成就都要高。中国政府利用这些成功，定期自豪地发布其人权白皮书，介绍其通过医疗保障、农村发展和公立教育来改善人权的计划。白皮书同时号召民众阅读中国那些朝气蓬勃的私有化媒体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动员大家行使权力，表达对日本加入安理会的抗议。这是出现在新兴国家中的另一种将人权理念“本地化”的例子。

有时候，在解读人权方面会出现更多迷失。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Daniel Goldstein 在一篇报告中描述了玻利维亚警察和贫民窟居民之间的对抗。这些居民声称他们有权力处置那些抢劫犯。纽约大学的学者Rachel Wahl曾采访过德里的警察，了解他们为什么虐待罪犯。最后发现原因是这些警察把自己视为受害人的人权捍卫者。

在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中，人权诉求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这可能导致国际人权活动家们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国际正义运动组织通过复杂的方式参与到肯尼亚的政治进程当中，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诉讼为Uhuru Kenyatta发表言论提供了机会，他反对帝国主义对肯尼亚政权和基库尤人的威胁，这帮助他在总统竞选中成功赢得了选票。ICC对Kenyatta的竞选伙伴，卡伦津人William Ruto的起诉也帮助Kenyatta获得了来自众多卡伦津人的关键选票。当时Kenyatta的主要对手与Ruto决裂，这个对手试图向肯尼亚的人权活动家们表明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怪异的是，这些2007年选举期间涉及基库尤人和卡伦津人之间暴力冲突的诉讼案，却在他们的投机联盟组成之前逆转了局势。无论是Kenyatta还是Ruto，似乎都没有被ICC的审判威胁所影响，因为他们的追随者已经成功地恐吓了证人。尽管如此，2013年选举期间发生的种族冲突远不及前一次激烈。某种程度上是因为ICC的诉讼把肯尼亚置于了聚光灯下，也许使得这位亿万富翁政治家担忧自己在国际商业中的声誉问题。

正如Samuel Moyn的著作《最后的乌托邦》中叙述的那样，殖民时期之后的政治家们深知：统治力和权力的关键问题主要存在于国内民间组织的发展中，而不是在国际组织和律师们传递给他们的那些乌托邦概念中。确实，Beth Simmons所设计和进行的高水平统计研究显示 ：当且仅当一个国家在建立独立司法机构 、保护当地人权活动家的活动空间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时，签署人权条约才有意义。

为了推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改善，人权组织需要走出纽约和伦敦的总部，深入到那些人权遭遇严重挑战的社会中，找到社会的主人。当这些新主人清晰地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时，这一过程将充满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但至少这是现实的方式，而不是空想主义。

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和人权活动家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那么他们需要一种温和的接触。许多人权报告一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组织“必须”做什么。然而事实正相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营造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权组织有动力、有能力去做那些人权活动家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那么效率会更高。

和平与民主 

研究表明：目前人权状况好坏的两个最强指标是和平与民主。如果国际社会能够为那些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创造出一种友好环境，那么和平与民主很可能达成。统计研究显示：在19世纪，民主化的最佳指标是国内因素，但近几十年来，国际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地区范围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多为民主国家，那么民主转型发生时，这个国家更容易获得和平与民主。从全球来说，1945年后的战后国际环境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北约的基础上，这时新兴的民主国家在坚定的制度保障下欣欣向荣，而在两次大战中间的萧条时期，国际联盟和道威斯计划占据主导，这一时期的民主进程也很缓慢。在促进建立民主制度方面，似乎发达的民主国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整体平稳的国际金融、贸易和安全体系内进行投资，建立起背后的体系，让那些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自由体制崩溃瓦解，因为缺乏基础。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民主国家则具有深厚的根基。

在一些相对积极的模式中，为那些特殊的“俱乐部组织”提供接触自由民主思想的途径也被证明是一个促进民主发展的有效方式 。欧盟成员的加入条件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加入时，欧盟运用了一个精明的策略，要求这两个国家实行保障少数族裔权力的政策。这一策略在强大的法律支持下，为民主联盟创造了良好的转型条件。另一个例子是欧盟的科托努贸易协定，其中包括许多欧盟的前殖民地。加入这个协定的条件是经过验证的良好人权状况。

这种“敞开大门”的政策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民主俱乐部”中那些愿意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将会得到好处。这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他们证明了只要勇于尝试，就能够获得民主与自由；只要走上正确的道路，就能够获得需要的资源。同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敞开的大门”不同于“定点大门”，前者缓解了那些进步人士的压力，因为他们似乎像是被新自由帝国主义围捕的马儿一样。

最重要的是：敞开大门的政策并不依赖于英雄主义假想。在这种假想中，局外人强迫本地人举行选举，并知道可能出现的政治后果，他们揭发损害人权的人，或者进行激进的文化改革。如果“敞开大门”后实施的策略是错误的，那么激励将不起作用，但是并没有额外的伤害，而且这种激励还可以暂时搁置，待时机成熟后再继续进行（Mary Anderson《无伤害 – 援助是如何支持和平，或者导致战争的》)  。在改革中，“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