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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民人权运动而奋斗

通过具有前瞻性的“人权认知”调查,几位调查者探索了墨西哥、哥伦比亚、摩洛哥,以及印度的社会阶级和人权运动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社会精英阶层比普通民众更有机会接触到人权问题代表 English, Español, Français,العربية, हिंदी,Português, Türkçe

有些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其他国家,因此有评论家指出:人权理念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共鸣。

然而,我们的人权认知调查 显示:挑战更多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差异,而不是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虽然有进步的迹象,但是“人权”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上层”中,而不是“草根民众”。

我们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摩洛哥、印度四国进行了调查。选择他们的原因是“宗教多元性”和 “地域代表性”,而且他们是人权理念传播的最佳例证。

但是,调查结果表明:在所有被调查人群中,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人,比底层民众更有人权意识,更多地参与人权活动。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那些寄望于通过人权法规受益的处于弱势和被压迫地位的穷人,缺乏获得他们所需人权的途径。

为了打破这一障碍,这些国家的人权工作者不得不加倍努力,以便找到新的方法来改善这种局面。

我们的证据

为了收集这些独特信息,我们在四个国家(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调查属于“墨西哥、美洲与世界 ”调查项目的一部分,由顶级墨西哥研究机构CIDE协助调查)进行了公开调查,而且很快会扩展到巴西。

这种类型的调查实属罕见。研究人员定期对被调查人群展开调查,内容十分广泛,从他们的政治观点到喜欢的牙膏品牌,甚至开始问人们对战后转型正义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没有向普通民众询问他们在本国人权运动中的经历和感受。

在墨西哥,我们的调查对象覆盖普通大众和“精英阶层”—— 公司高管、在职官员、高官、新闻记者和专业学者。

墨西哥是人权理念传播的最佳例证,因为他的国民相对富裕,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墨西哥人更具国际视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一样,但是这个国际人权运动的 原爆点 却被一场野蛮的缉毒战而摧残,并导致了广泛的人权问题。

在哥伦比亚的研究中,我们也对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他们当中很多人对于讨论人权问题并不陌生,因为作为拉丁美洲人,他们的国家经历过数十年的暴力统治。

在摩洛哥,我们对首都拉巴特城和金融中心卡萨布兰卡市的成年人,以及距离这两个城市70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

与墨西哥或哥伦比亚相比,摩洛哥的民众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偏低, 但是该国人权活动家们的热情和活力令人吃惊。而且“阿拉伯之春”极大地推动了当地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这使得摩洛哥成为人权理念传播的又一个最佳例证。

在印度,我们选取的是金融中心孟买的民众,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村居民。印度人的受教育程度比拉丁美洲的两个国家要低,但是这个国家有数十年的人权斗争经历,因而民主气氛浓厚,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那么我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人权意识覆盖面 

 正如“数据1”显示的那样, 墨西哥精英阶层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人权”(西班牙语derechos humanos)这个词的机会比普通民众要多得多。在墨西哥精英人群中,高达90%的人说他们每天或经常听到这个词,而在广大平民中,这个比例才刚接近40%。

当然,40%仍然是个不小的数量。墨西哥成年人大约有7170 ,那么就有2870万的墨西哥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derechos humanos”这个词。这很不错!“人权意识”正渗透到墨西哥的高端人群中,但草根阶层还只是刚刚接触到而已。

接下来看看哥伦比亚。根据数据2, 49%的成年哥伦比亚人常常听到“derechos humanos”, 这表明由于长期民权运动的经历,以上两个国家都具有广义拉丁美洲模式的特征。

我们在摩洛哥获得的数据甚至更高。在两个主要城市——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54%的成年人说他们听过法语“droits de l’homme,或阿拉伯语“ hukuk al insaan (حقوق الإنسان)”。这显然是该国人权领域中的一种胜利,他们竭尽全力关注公众的人权问题。

但是在印度,调查得出的比例却偏低。在金融中心孟买以及周边地区,只有20%的人说他们经常听到印度语“mānava adhikāra ( मानव अधिकार )”,或者马拉第语“mānavī adhikāra (मानवी अधिकार )”。

接触度 

对于“人权意识覆盖面”的调查只是反映人们人权意识的一个指标,更有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是民众与当地人权组织进行的“接触”。

在这方面,墨西哥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巨大。数据3显示: 在墨西哥精英人群中,有高达86%的人声称他们遇到过在人权组织中工作的人,而在普通民众中,却有90%的人说他们没有遇见过。

这一差异有力地证明:墨西哥的人权工作者更倾向于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高端人群打交道。这些主张人权的人也许是他们所属阶层中持有不同政见的“叛逆者”——人权运动“先锋”, 但他们仍然是有权有势的上层社会一分子。

在这一调查中,结果还不错。有11%的墨西哥普通民众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少碰到过一次人权工作者,那么以绝对数量来说,这个数字不小。也就是说,有800万普通人。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成就。 

在这方面,哥伦比亚的数据远远好于墨西哥,因为有18%的成年人说他们接触过人权工作者(参见数据4)。在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这个数据为7%,位列第三,而孟买排名垫底,只有1%的被调查者曾见过人权工作者。人权工作者们都很胜任他们的工作,但是孟买、拉巴特城,以及卡萨布兰卡市的人权工作还需要更加精准。

参与性

“参与”人权活动是反映大众人权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我们的调查数据再一次证明“人权”属于上层人群。

数据5表明:在墨西哥,超过31%的精英阶层说他们参与过某种有组织的人权活动,但这个比例在普通人群中只有4%。根据数据6,哥伦比亚和孟买的数据与墨西哥相似,而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的比例落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重要的是:对于“人权意识”、“接触”和“参与”人权运动的调查结果并不是紧密相关的。每一领域的人权工作都有其自身的挑战和机遇。国际人权组织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好,在另一方面则不一定。

统计分析

我们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获得墨西哥这样的精英人群样本,因为这是基于十年的先期研究。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在这四个国家中,人权组织更倾向于招募精英人士,而不是动员普罗大众。

举例来说,在所有调查样本中,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听到“人权”这个词的机会越多。在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摩洛哥的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 ,教育程度高的人同样更容易接触到人权工作者。在孟买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村地区,教育程度高的人也更容易参与到人权活动中。同样,在哥伦比亚、 孟买、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越富裕的人(依据收入和住房的房间及灯泡数来判定)听到人权事宜的机会就越多;在哥伦比亚、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越富裕的人接触人权工作者的机会就越多;在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越富裕的人参与人权活动的机会也越多。 

那些社会生活参与程度更高的人同样有更多机会接触人权话题。在墨西哥和孟买,城市居民听到人权话题的机会更多。在哥伦比亚和孟买,网民可以更多地了解人权议题,并且与人权工作者接触的机会也更多。在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 ,网民参与人权活动的机会更多。

在哥伦比亚、孟买、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的样品人群中,那些政治积极分子——选民,参与人权事务的比例同样较高。在哥伦比亚,他们接触人权工作者的比例更高。在所有国家中,投票通常都集中在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生活优裕的人群中。 

相反,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包括语言和宗教少数族群,则很少有机会接触人权话题。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原住民、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孟买的穆斯林都较少听到“人权”二字。而且,墨西哥原住民很少有机会加入人权组织。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某些情况下,边缘人群参与人权活动的途径更多。

比如说在孟买,宗教少数族群佛教徒听到“人权”这个词的机会比占多数的印度教徒要多。这也许是因为信徒群体对佛教教义有着“不可触犯”的虔诚。在拉巴特城和卡萨布兰卡市,摩洛哥的Amazigh (柏柏尔人)比阿拉伯少数族裔接触人权话题的机会多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柏柏尔人”有自豪的人权运动历史。 

在孟买和哥伦比亚,接触人权话题的机会和收入呈“U形”。富翁听到人权二字的机会多于中产阶级,不过极端贫困人群的机会也比中产阶级多。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有些精英人群排斥人权规范,即使他们对此很熟悉。比如说:哥伦比亚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墨西哥的选民及城市居民,他们参与人权活动的频率要少于那些教育程度低、无投票权的人,以及农村居民,尽管他们经常能听到人权术语,并且与人权工作者接触得更多。换句话说,“了解”和“接触”并不一定代表着“接受”。 

总结:

我们的研究佐证了一种观点:现阶段,人权活动是专属于精英阶层的。理论上来说,穷人、边缘人群,以及受压迫的人才是人权运动的主要拥趸。然而在实践中,人权工作者们并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些人身上。

 

而且,精英阶层对“人权”的了解和接触并不能保证有益的行为和意图。精英阶层往往是带来人权问题的根源,我们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对人权事务的了解”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制定政策的偏好。事实上,我们的证据表明:精英阶层嘴里说着关于人权的漂亮话,但却没有实质行动。

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不应该引起绝望。首先,我们看到人权理念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一些地方的指标显示:人权工作者在接触当地人和传播理念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调查呈现的只是一个“快照”,而人权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权工作者可以突破他们的上层壁垒,深入到普通民众中。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人权组织也许需要制订更新、更好的动员策略。

About the authors

James Ron holds the Harold E. Stassen Chai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s Humphrey School for Public Affairs a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s an affiliated professor at CIDE, a Mexican research institute.

James Ron es el titular de la Cátedra Harold E. Stassen de Asuntos Internacionales de la Escuela Humphrey de Asuntos Públicos y el Departamento de Ciencia Política de la Universidad de Minnesota, y es profesor asociado en el CIDE, un instituto mexicano de investigación.

James Ron tient la chaire Harold E. Stassen pour l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au département de sciences politiques de l'École Humphrey pour les Affaires Publiques  de l’université du Minnesota. Il est également professeur affilié au CIDE, un institut public de recherche mexicain.

جيمس رون هو رئيس قسم هارولد إي ستاسين للشؤون الدولية في كلية همفري للشؤون العامة بجامعة مينيسوتا وقسم العلوم السياسية، وهو أستاذ منتسب في CIDE، وهو معهد بحوث مكسيكي.

David Crow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IDE, a leading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 in Mexico City.

David Crow es profesor asociado en la División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del CIDE, una destacada institución pública de investigación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David Crow est professeur adjoint à la CIDE. Il est spécialisé dans la réalisation de sondages et dans la politique mexicaine.

ديفيد كرو هو أستاذ مساعد في CIDE، ومتخصص في بحوث استطلاع الرأي والسياسة المكسيكية. 

Shannon Golde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holds a PhD in sociology.

Shannon Golden es becaria de investigación en la Escuela Humphrey de Asuntos Públicos de la Universidad de Minnesota, y cuenta con un doctorado en sociología.

Shannon Golden est chercheur associé à l’École Humphrey pour les Affaires Publiques de l’Université du Minnesota. Elle est titulaire d’un doctorat en sociologie.

شانون جولدن هو زميل باحث في كلية همفري للشؤون العامة بجامعة مينيسوتا، وحاصل على درجة الدكتوراه في علم الاجتما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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