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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事务上，国际特赦组织可能与印度的强硬派安全顾问Shivshankar Menon持有不同意见，但在一个问题上，这个人权组织和国家安全顾问的看法是相同的。按照Menon的说法：如今，大国影响力的分布已经相当均衡……我们看到国力的多重平衡，当几个国家的影响力同时上升时，整个局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Menon的观点是：这种变化提供了机会。

如果说一个变化的世界为地缘政治带来机会，那么就人权问题而言，这种变化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巴西、印度、南非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全球展露头角。它们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尼日利亚，以及其他新兴国家都享有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他们在世界上针对人权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那他们就能够发挥更强大的影响力。

但悲哀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打算去利用这些机会。

当然，西方守旧的双重标准从来都没有消失过。美国仍然不愿意谈论发生在沙特阿拉伯或巴林的人权问题。华盛顿方面几乎一直在支持穆巴拉克总统，直到他最后下台。很明显，美国认为他是 “婊子养的”，但至少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这个说法引自美国人，最初用于形容拉美的独裁者。）

但是，西方虚伪的做法，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都不能成为新兴的南半球国家追随这种不健康导向的理由。如果这些国家把自己看作全球的一员，那他们就必须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角色，包括捍卫人权。

南半球那些喜欢把自己包裹在华丽的正义辞藻中的政府，以及那些曾在过去遭受过可怕人权灾难的政府，他们总是在躲避世界上那些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和反人类的罪恶行径。

举个例子来说，50年前的种族压迫政府和如今的民主继任者使用的统治方法是类似的，但这最多让大家感到不安。而实际上，这种相似性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好好地反思。

在1960年3月21日，南非的保安部队杀害了69名抗议通过不公正种族隔离法的示威者，这就是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这种杀戮行为当时引起了全球的愤慨。

缅甸政府也是其中之一。它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沙佩维尔惨案。当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府非常愤怒，坚持认为“干涉南非的内部事务将会带来‘一个最危险的先例’”。幸运的是，安理会驳回了南非代表的愤怒咆哮。1960年4月1日，安理会134号决议获得通过，决议批判了“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杀戮的野蛮行径”，并呼吁南非政府摒弃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总之，共同的良知和人道主义最终获得了胜利。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半个世纪之后。南非人的勇气，加上国际社会的团结一致，最终使所有的南非人成功地获得了自由。2007年，带着对未来成就的期待，面貌一新的南非成为安理会的一个新成员。

2007年1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谴责缅甸发生的压制和侵犯人权的状况。

过去，处于种族隔离当中的南非人民曾受益于国际社会的团结和声援，然而，此次南非政府却没有把这种声援回馈给缅甸人民。相反，比勒陀利亚与莫斯科和北京站在一边，共同庇护缅甸军政府，使其免遭国际社会的审查。

实行民主制的南非却用和1960年实行种族统治的前辈同样愤怒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南非的代表声称：谴责军政府的暴力“不符合授权宪章”，因为这干涉了别国的内政。南非的代表解释说， 这是他们投反对票的一个“根本的”理由。之后，南非政府还自我夸耀，说他们在安理会的立场证明了他们一贯“忠实于自己”。

南非似乎把国际社会的团结看作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在那些新兴大国中，南非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国家。

印度对于自身“不结盟运动缔造者”的角色颇为自豪。这一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似乎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而且只属于他们。然而，在同一时代，“不结盟运动”实际上成为了“对其他国家出现的暴行熟视无睹”的同义词。

但是，尽管有显而易见的挑战，我依然确信：历史正引领我们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

民间团体大声的疾呼，呼吁领导层能够秉持更具道义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印度政府在过去数年从未做到这一点。有时候，民间的胜利是非常令人瞩目的。2008年，南非的工会迫使政府做出了颜面扫地的让步，结果中国的一艘运送武器到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的船只无法在南非卸货。 南非政府说“可以”，人民则说“不行”。这艘船曾企图在其他地方卸货，但最终被迫返回了中国。

与2008年在津巴布韦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角色相比，南非在2013年4月历史性新全球武器贸易条约通过之前的讨论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一新的条约于6月3日开始签署，它将阻止向那些有可能出现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家出售武器。

同样，印度也发出了改变立场的信号。4年前，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召开的会议上，印度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竭力推动一个关于斯里兰卡的决议，不仅没有批评斯里兰卡政府，甚至还赞赏斯里兰卡政府在2009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表现，包括后来被联合国报告形容为“对国际法严重侵犯”的行为。

到了2012年，此事继续发酵。电视记录片斯里兰卡的杀戮场在印度议会引起了争论和骚动。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印度在日内瓦投票支持了批评性的决议 。这不仅仅是出于国内的压力。对比其在2009年的立场，这一次的转变不可谓不大。

今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国际人权协会3月份的会议举行之前，印度国际特赦组织征集到了200万个签名，要求更多关注斯里兰卡问题。印度发出了声音，并且投票支持批评决议，这对于11月将在斯里兰卡举行的英联邦峰会是非常重要的。

从1964年到1985年军政府统治期间，巴西人民也曾遭受暴政的折磨。但近些年来，他们似乎也对其他国家发生的压制和痛苦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如今同样看到了意义重大的改变。在2011年，巴西投票支持向伊朗派遣人权特别报告员。2013年，巴西投票支持成立北朝鲜特别调查委员会。 这两次投票代表了小小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我们欢迎的，因为它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闻不问的做法。

甚至在叙利亚问题上，当俄罗斯和中国发挥主要作用，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强烈谴责决议时，IBSA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语气。在2011年，这三个国家都是安理会成员，南非和印度还是2012年的成员。这三个国家的回避态度有助于莫斯科和北京实施他们的意图。

然而，我们再次看到了由国家内部的压力推动的改变。2013年，在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一场公众运动最终推动金砖国家在最后的公报中提及了叙利亚问题，包括呼吁叙利亚开放目前已被阻断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人权问题上，这些新兴国家扮演的不再只是配角，而是起着主导作用。

在2011年，经历着历史性发展的巴西和南非共同发起了一个重大的人权理事会提案，该提案涉及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为基础的人权问题。

在阐述关于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的权利提案时，南非代表说：“每一个人都享有无差别的权利和自由。”巴西代表则呼吁理事会“打开那扇长久关闭的对话之门。”尤其是在许多政府还抗拒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南非和巴西的态度体现了真正的领导力。这一领导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并给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区域会议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改革安理会，使它能够更好地反映21世纪的新世界”，这一理念总是处于无休止的讨论和延期中。但是，在我们就改革达成一致之前，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国力平衡的转变已经发生。

放眼世界，我们必须深入地认识到：新兴国家同时也带来新的人权责任。仅仅根据其他国家不希望你做什么来确定你的外交政策，这并不是严肃外交的秘诀。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世界的政府，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不要依据狭窄的政治利益来做出决策，而是为那些将受到重大影响的人们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