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十年前相比，LGBTQ议题在中国的能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国内的大众媒体对LGBTQ议题的呈现比以前要丰富和积极，不再仅仅是猎奇心态和负面报道，而越来越多的LGBTQ也愿意站出来，说出TA们的生命故事。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一系列LGBTQ群体维权的诉讼案件。经过LGBTQ行动者和整个社群二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全国已经有190多个各类LGBTQ公益组织和网络。
然而，透过蔚然成型的运动，我们也不得不看到，LGBTQ组织正面临着两个大问题：经济来源和法律地位。首先，由于长期以来对“同性恋”的社会、政治污名和禁忌，LGBTQ社群历来很难获得发展资源。第一波国际HIV艾滋援助基金某种程度上帮助孵化了最初的一批民间同志组织，特别是做防艾工作的小组。但是，用于支持LGBTQ社群的国外资金过度集中在北京的问题却一直存在。而这些已经接受国外资助的民间组织也是最直接受到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影响的。新法实施后，接受外国基金会支持的这些民间组织都面临着法律风险。2016年12月，公安部随即发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和临时活动备案办事指南》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7》，进一步规范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活动。
地图来源：http://maps.foundationcenter.org/home.php。 根据纽约的基金会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用于支持中国LGBTQ议题的项目资金共计240万美元，而这其中，190万美元都给了位于北京的申请者。
不过，在相对来说资源丰富的北京组织以及这种传统的“基金会-NGO-项目”模式之外，全国还有数以百计的致力于推动社会长期变化的各类地方性民间组织。从打开分享空间，到有意识的公众倡导，与日俱增的LGBTQ民间组织扎根社群， 提供了另一种通过构建真正的扁平化、参与式的实践，持续改变社会的可能。
LGBTQ民间组织扎根社群， 提供了另一种通过构建真正的扁平化、参与式的实践，持续改变社会的可能。 2010年，我在苏州创立了一个名为LesGo的服务于当地及周边地区的LGBTQ公益小组。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志愿者。尽管我们目前也开始尝试申请资助，但此前从未受过基金会资助。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地方小组，我们缺少跟国际基金会的联系，同时也缺少了解基金会需求、能写出合格的项目申请的人员，导致客观上很难获得资助；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直接服务当地社群和长期的文化倡导，这类工作耗时、难以量化，很少有国际基金会愿意涉足其中。这也是很多其他地方性LGBTQ组织面临的共同问题。
Flickr/Kris Krüg (Some rights reserved)
A gay pride celebration in Shanghai. Compared to only a decade ago, the visibility of LGBTQ issues in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社会和政治污名也使得广大LGBTQ组织的法律地位不确定。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暂行条例》，民间组织可以注册为三种类型的组织——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即之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基金会，但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对还被视为违背“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悖”的性少数来说是很难满足的。尽管2016年慈善法实施后，对慈善组织注册、募捐有了新规定，以上两部条例也随之开始审议修改，但对LGBTQ民间组织来说仍然难以获得法律注册，因为其工作范围难以纳入慈善法第3条规定的“公益活动”的任何一种。更糟糕的是，很多LGBTQ民间组织此前的地位和一些活动可能会因此由不确定转为违法。比如说，在新的慈善法规定下，公开募捐应由民政府认定的、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进行。这意味着，没有取得政府许可的个人或组织有可能因为募款行为遭到处罚。
鉴于种种障碍，类似LesGo这样的LGBTQ民间组织需要在筹款和策略上更加灵活创新。我们主要依靠志愿者资源和创造力，设计实施各类自助项目，并与媒体、公司、研究机构，甚至政府部门等合作，以此吸引更多志愿者和发展资源。比如，受美国话剧《阴道独白》的启发，我们原创了一台名为《阴道欲言)的话剧，已连续成功公演两年，并受到多家主流媒体报告。 很多之前观看过我们演出的观众，之后主动加入成为编剧、演员、场地提供者、赞助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同我们的理念而加入小组，成为小组长期志愿者。
工作中，我们也注意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比如用app和社交媒体推广活动、开展线上互动、小额筹款等。比如，借助热拉等社交软件的直播功能，我们将很多线下活动的影响力扩展到了线上。今年，我们还开播了一档主要由两位跨性别志愿者担纲的主题直播栏目“天天有约”，每周一期，每期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的志愿者还在讨论利用知乎平台来开设线上多元性别教育课堂。利用社交媒体，包括线上赞赏、众筹等功能，我们尝试不断多元化资助来源，同时扩大我们工作的影响力。
通过动员青年和技术的力量的工作方式，我们不把获得资助视为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手段，而是尝试开发一种将资源开拓与组织使命连为一体的模式，而这个使命是“建设一个LGBTIQ群体，特别是女性，能够自主生活的平等、包容、多元的世界”。我们所尝试的种种方法帮助我们缓解资金匮乏和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困难。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和《慈善法》的实施确实给民间组织提出了一些挑战，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这种变化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极具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政府也在努力通过新法鼓励民间财富流向慈善领域。截至2017年1月22日，全国共计有5,551家基金会，2015年底净资产达1,188亿元人民币。如上分析，在一些组织面临失去国外资助的同时，也有一些LGBTQ民间组织和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众筹成功的案例，比如位于江西南昌的拉拉小组乐窝。
随着全球政治环境趋向保守，我们纵然有千万个理由悲观、失望、愤懑，但正如Joan Walsh Anglund写的那样（更为世人所知的是著名黑人女诗人Maya Angelou的引用，以及奥巴马的再次引用）：“鸟儿并非胸有成竹而歌，乃为心有不平而鸣。”（“A bird does not sing because it has an answer; it sings because it has a song.” ) 我们需要认识到，为争取人权而做的努力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生之年一定会取得某种成功，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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